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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程程专辑专访冯程程(下):以作品整理当代生活的面貌
发表日期:2020-06-19 01:01| 来源 :U素生活| 点击数:944 次

「我前半生就是兜兜转转地拿一张走进剧场的入场券」,冯程程说,「小西(按:着名剧评人)说看了我廿二年戏。若果我真的专心一意做了廿二年戏也不过如此,倒不如早点回家好了。」

冯程程踏上剧场创作之路,到底之前拐过甚幺弯,兜过甚幺路?冯程程是如何成为冯程程?这些经验又如何转化成为她的创作,「整理当代生活的面貌」?

「当时也不知道日后『冯程程』会成为一个甚幺人。」

坦白说,我本来以为冯程程是真名,我也没有看过《上海滩》。后来,我才知道原来这是笔名。为甚幺梁慧玲会摇身一变成为冯程程?原来源于大学时候的一门课。

「很多谢马杰伟老师。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大约四年级时,类似『标尾会』一样修了他的课。他在新闻系是做文化研究的嘛,就是这样他也带了我去一个比新闻系更适合自己的学科。」马杰伟教授主要研究身份与电视的关係。当时,在马教授的推波助澜下,冯程程与她的同学推出了两本书,分别是《饮茶请进.一群大学生的自述》(1996),以及《我们如此过渡》(1997)。「冯程程」这个名字粉墨登场,就是在《我们如此过渡》中。这两本书是同届新闻系同学上课的摄影及文字习作,但是性质更接近创作。于是,马教授便联络次文化堂彭志铭,为他们出版。

九七年之际,梁慧玲其实已经毕业,任职记者,刚刚由港台转职《信报》文化版。基于记者专业及新闻操守原因,她觉有使用笔名的必要。「在思考之际,脑内突然弹出『冯程程』这三个字。这当然就是来自《上海滩》的角色。」为甚幺是《上海滩》呢?「因为是上马教授的课,我才忽然意识到,原来七、八十年代的大众媒体、电视广播,是构成自己香港人身份的一大因素。所以,我就是很懵懂的情况下,又觉得很有趣,又与自己有点关係,就用了这个名字。」冯程程便因此诞生。

自此之后,冯程程逐步承接梁慧玲的文字创作。1999至2000年「冯程程」开始在《星岛日报》写专栏,当时的栏目名称就是「文字女工」。其后2000至2003年,她亦在接手梁文道的专栏,在《太阳报》文化版介绍香港的艺文讯息。冯程程早期比较持续地展现在人前的时间,就是在报纸的专栏上面。事后回看,冯程程笑说取这个名字只是纯粹玩味,「当时也不知道日后『冯程程』会成为一个甚幺人。」

冯程程专辑专访冯程程(下):以作品整理当代生活的面貌
图六:《石头与金子》剧照,摄影张志伟

「看完『阴性书写』,便开始想自己的『阴性书写』是怎样的呢?」

那幺冯程程这位「文字女工」,是如何成为编导双轨并行的剧场人冯程程?一切源于一股热情。

「一开始,我只是个热情的观众」,她自言。这位观众到底有多热情?在1999至2000年,这位观众竟然热情到花一年时间,远赴伦敦金匠学院,攻读表演及理论文学硕士。不过,她除了表演理论之外,还常常到社会学的课上旁听,「有系统地接收女性主义的资源,萌生出相关兴趣,便是从那时开始。」冯程程当年的毕业论文,便是关于「怪诞」(grotesque)与表演的关係,以女性主义角度解读某些表演的策略。

在她后来的剧场路上,我们也不难发现女性主义的痕迹。事实上,香港两届的「女儿戏:香港国际女性剧场节」,冯程程也是在背后主要的推动人物之一。在第二届时,她更演出《寂寞的自由体操》(2003)。2005年,冯程程研究本地女性剧场研究的计划,取得艺术发展局资助。2011年,她与小西合作策划,出版《女性与剧场:香港实践初探》,为本地的女性与剧场留下重要记录。以上关于女性主义的研究,慢慢地渗入冯程程创作中,「当时带着那个意识创作、寻找题材。看完『阴性书写』,便开始想自己的『阴性书写』是怎样的呢?我写作的时候,便很想去捕捉那种感觉。我不是想跟随某种流派,而是想寻找属于自己的书写风格。」

女性主义对于冯程程创作的影响,最明显的例子,可能体现在她自编自导的《石头与金子》(2013)。故事围绕着一名兼职替更的女保安,全戏独白,让观众听着主角慢慢道出草根阶层朝不保夕的日常。与此同时,冯程程也写出单亲家庭的处境,以及母爱的无私。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,主角每天努碌上班,回家时已经腰酸骨痛,但躺在床上儘管如何不舒服,也默不吭声,因为「要忍住,唔係会嘈到我个仔。」主角彷彿喃喃自言在说:

成日咁夜至番到屋企,
一定会挂心个仔。
番到嚟,
我惯咗喺楼下买个蛋榚仔俾佢,
夜晚佢会肚饿。
以前好多人话,
我个仔同我老公好似样,
一模一样。
有时我番到屋企,
立吓眼真係以为佢番咗嚟。
一个人突然间走咗,
都有可能突然间番番嚟。
我问我个仔,
咁有冇可能。
佢通常都好安静咁听我讲,
佢好乖,好静。

「我们很想知道,我们的同代人都在写甚幺?」

冯程程之所以写出《石头与金子》,除了深受女性主义的启发外,新文本运动也是她的重要参考对象,让她接向剧场。《石头与金子》的出现,其实源自于一场「本土转化」的实验。当时冯程程找来了法国编导Joël Pommerat 的《商人》,希望可以写出属于香港的新文本剧作。当初,她是如何接触新文本?对于冯程程来说,新文本又是甚幺?

冯程程负笈英伦该年,也是新文本才女编剧Sarah Kane自杀身亡的一年。「是Sarah Kane,让我认识到文字原来可以如此开放」,冯程程说。Sarah Kane(1971-1999)短暂的二十八年人生中,只留下五部剧作。千禧年未及降临,她便因饱受抑郁症煎熬而自杀身亡,未能亲眼见证遗作《4.48 Psychosis》上演。就在伦敦街头一片欢呼声中,冯程程走进剧院看Sarah Kane作品重演,感受着文本的的开放与情感的深邃。「看《4.48 Psychosis》才发现原来一堆数字都可以成为一幕戏。但是当中的考虑并非是随机的,这些数字背后有一套论述在后面。到底这些100到1是甚幺?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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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4.48 Psychosis》剧本截图

「那些数字原来是正在处理某一种治疗法,Sarah Kane正在探讨某种治疗法的论述。原来人去到处理数字的时候,是可以让激动的思绪冷静下来。与其说是有某个人在某个处境下数算这些数字,不如说该份剧本将这件事抽取出来,将数字抽取出来。可能借助图像来说,而那个图像也是一个符号。对我来说,是一个灵魂的符号。」同时,她亦补充:「这件事其实不新鲜的,就是『形式等于内容』啊。不过一直传统剧场的剧本,可能不在这种思考方法中。」

在学习成为「Writer-Director」的过程中,冯程程亦开始思考剧本的质感会如何影响导演的排演过程,「导演拿着这个剧本,就要接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瓦解,要去感受并且表达这个破碎世界的一种节奏。『这个表演上有没有捉到这个节奏?』剧本本身要求着导演必须体会到那反应,然后才能开始排练。」她顿一顿,然后说:「剧本好像正在传递一种动力。」

新文本作为一个剧场讨论的术语,也许从来并没有统一的定义。然而,对于身为创作者的冯程程来说,「[新文本]的『新』是属于此时此地的当下。」[1]新文本,以当代(contemporaneity)作为核心,就是「与时间一起」。新文本于形式上的创新,其实是因应着剧本意欲探讨的主题而变化。为甚幺冯程程会这样认为呢?

「我们最初的疑问是,为甚幺最近我们见到的剧本这样厉害?我们所阅读的那些剧本,均属于1995后的剧本,编剧们是我们的同代人,他们的视野令我们非常惊讶。我们很想研究他们厉害的地方。我们很想知道,我们的同代人都在写甚幺?」

儘管这些同代人身处异地,但是冯程程仍然从他们的剧本中感受到某种共鸣,「那是当下我们能够分享的时代,既非贝克特他们战后幻觉破灭后的文字,亦非『垮掉的一代』的某种时代氛围。每个时代都有其特质,我们在新文本所看到的,是他们用创作向他们的时代作出反应。我赫然发现,这不就正正是我所身处的时代吗?为甚幺我没有那种眼光,让我可以接驳到那个世界?」

「这是一门工艺,而不再是一时表达的欲望。」

新文本令冯程程创作时更热衷于回应时代,但是她也曾经碰壁。

「在伦敦时,很喜欢流连图书馆,翻阅期刊。无意间便发现了佩索亚所着剧本的《航海者》。」自从九十年代在东岸书店遇上葡萄诗人费尔南多.佩索亚(Fernando Pessoa),冯程程便一直锺情于他的着作,连部落格及电邮地址也是以他的着作命名。「当时一读,惊为天人。我立刻影印,亦很想翻译。佩索亚的剧场称为静态剧场,是无动作的。我心里纳闷:『要怎样做啊?』」岂料,多年后真的天降了一个翻译剧作的机会。「后来,跟台湾剧团合作时,我便重新找来这个剧本,翻译改编,并且演出。」于是,剧本《守夜者》便诞生了。

抱着回应时代的初衷,冯程程在改编时,也想藉机回应台湾议题,但是效果却不怎令人满意。「太贪心了,也太议题性。佩索亚与台湾当地的社会抗争,后来回想也可能是两码子的事」,冯程程回顾这段经验时这样说。

成功,又岂能一步登天?孜孜不倦的冯程程继续努力寻找出路,以自己的方法,在剧场回应时代。「怎样去理解世界?理论是一项分析工具,提供视野。」冯程程在创作时,不时借助理论分析,深入剖析议题,例如在《石头与金子》时,她便细心翻阅人类学学者潘毅所着的《中国女工: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》、内地女诗人郑小琼的诗集《女工记》及陈惜姿的报告文学《天水围的十二师奶》等等。对于冯程程来说,理论未必是全然理性的文字,反而可能带动她的创作。在与邓正健就着《石头与金子》的对谈中,她提到理论书的创意之处:「我创作过程必然会看理论书,因为理论裏面有很多想像力和诗意,可以帮助到我的创作。我们通常认为理论很理性,但你看包曼(Zygmunt Bauman)和阿甘本(Giorgio Agamben),他们的想像力可以很远,他们隐喻富有艺术性。」[2]

除了判批理论之外,冯程程亦努力研习剧场艺术的理论,希望可以从后赶上。「在剧场方面,我很晚才起步」,原来儘管冯程程早在2003年初次登台,但是直到2010年在执导Caryl Churchill的《远方》(Far Away,2000)时,她辞去本来在国际学校的正职,继而在没有任何工作的情况下创作。「那时都已经不再年青,你说是不是戆居?」最戆居的,可能不是因为不再年轻,而是因为她面前仍然是一片迷雾,「如何导戏?戏剧是甚幺?布莱希特的理论都是很后期才补回来。全职做创作后,我才真的开始做导演,确定这就是我的职业的,然后急起直追。」

然后,她同样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,写了《谁杀了大象》(2012)。后来,她才入职前进进,担任驻团导演,「这也是迄今我做得最长的一份工作。」冯程程回想起来,也不禁说:「我好像很早出道,但认真做剧场,也只不过八年的事。」这八年间,她对于剧场的感觉产生了甚幺变化呢?「以剧场为志业时,我有一些必须要知道的事。不然怎样与同行、与演员沟通?已经不再是凭一腔热诚就足够的时候了。这是一门工艺(craft),而不再是一时表达的欲望。」

冯程程专辑专访冯程程(下):以作品整理当代生活的面貌
图九:《甜美生活》剧照,摄影Eric Hong

「当我理解到世界变得更坏了,不就是会灰会心痛吗?」

对于冯程程作品回应时代这一点,我这位迟来的观众从来都没有质疑过的。《甜美生活》(2018)是我首次接触冯程程的作品,当中对于国家体制、恐怖主义的探讨非常丰富。后来读到《谁杀了大象》时,内里关于国家机器暴力的质疑,更让我一度以为是「后雨伞作品」,但是我翻到书扉才发现,原来该剧上演早于2012年。在我看完《甜美生活》两夫妇挤在故障地铁的车厢中互相拉扯后一段时间,香港就出现了荃湾线、港岛线、观塘线及将军澳线全面大崩盘。冯程程的作品回应时代之际,彷彿也正在预言。不过,冯程程却如此回应:「这些所谓『预言』,反而令我觉得很悔疚,好像改变不了甚幺。」

「你说《谁杀了大象》好像雨伞运动的情境,我心也酸了一下,这些年来不断变差」,冯程程说,「是否预言,其实只是服务个人自我,并不重要。我在写作时,是累积了某种触觉、某种观察,然后把它极端化。这也是艺术的某一种处理手法啊。那幺所谓的预言成真,即是说,情况又变极端了。当我理解到这件事,不就是会灰,会心痛吗?」

对于冯程程而言,作品不只要反映当代,她希望可以踏出多一步,去改变。「离开作品迷人的地方,而通过这种感觉,其实是让我们更能理解身处的处境。作品能否去到这一步,对我来说是更重要。如果作品可以像一道桥,让观众和我延伸到当下处境,接往现在,那幺这件作品便有它的意义。」

随着时代变改,这道桥樑可能也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建立。「当初我在写《谁杀了大象》时,我写了一些在权力机器里面的语言,一些术语。那些语言是用来展示权力机器的意识形态,多于展示人物的角色。我会形容为比较知性的语言,并不是日常生活的对话。我在那个阶段,就很迷恋这些意识形态的语言。所以,写出来就比较难导。演员觉得很困惑,到底剧本当中的『我』是谁啊?答案是很抽象的。」冯程程希望可以透过写出形象,而非角色,来直接命中观众。然而,这个想法近年却产生变化。

「这些已经过去了。」这个觉悟,其实也是来自于时代的需要,冯程程感觉到在这个时代,大家看戏的口味慢慢改变,「以往很激烈的思考,要attack的技巧,这些东西未必切是当下集体疲态中,身处剧场的大家的需要。大家反而是很想再听故事,很想再次碰触人性。比如说《甜美生活》,我很想写两公婆的对话,我便很努力写一些很戏剧性的对话,写人话,这些也是很难的技巧,我需要向很多前辈学习的,例如庄梅岩。有很多编剧写对话写得很有味道,很有人味。我反而觉得这些技巧,我是比较弱的。」

「在我知道我想跟他人分享甚幺前,我也不会有代表作。」

我坐在牛棚排练室外的木椅,听着冯程程慢慢细说她绕过的远路。冯程程过去的剧场路彷彿是一套青春连续剧,主角遇上各样难关,但还是会关关难过关关过:由出于满足表现欲而跳上舞台演独脚戏,到海外留海潜修理论,然后钻研剧本的开放性,继而逐步掌握导演的窍门,冯程程总会尽力探寻自己进步的空间,然后想尽办法,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「冯程程」。

然而,当访问将近尾声,我问冯程程,你未来有甚幺计划吗?她却静了下来,然后说:「我会暂停创作一段时间,休息起码一年的时间。」听见她这样说,我不得不再确认一次:「你会休息一年?」「对,因为很累啊。」为甚幺呢?「这个问题的出现,是因为我自己一直一套戏接一套戏,在我不停尝试许多新事物后,结果却使人感到疲倦。我自己戏称为『Writer-Director』综合症,哈哈!每次做完作品都会觉得好累,但是新的计划,又会有新的能量,因为有新的功课、新的任务。而整体上在这个循环中,我发现自己回复速度慢了,兴奋感减退了。」接连创作,慢慢淘空创作者的内在,冯程程也渐渐感到失语。「其实是有关内容的问题。我想问自己一个问题:我想跟他人分享甚幺?假如我找不到或者没有东西想要分享,那幺也没有创作的理由。」

说到这里,我想起她形容自己,自己事业尚在中途,可能代表作尚未出现。所以我问她,「那幺,你期待自己的代表作,会是甚幺样子?」冯程程说,「我希望我下一个作品,可以用来整理这个当代的生活。除非我知道我想跟他人分享甚幺,否则我想我也不会有代表作。因为我还未够诚实,不是发自心底里有一个不做不行、不讲不行的题材。」你曾经感到那股动力吗?「《谁杀了大象》那时吧,我内在有种很强烈这个感觉,驱动着我。」

「我想找回这个力量。」

*  *  *  *  *

「同对方讲佢嘅母语,先至讲到入对方的心。」

这是我看完《甜美生活》后,印象最深刻的一句。在冯程程的作品之中,我感到有一股力量从舞台中涌现像火山喷发的岩浆,但是当它抵达观众时,却又温柔得像母亲敲门的声音。假如冯程程真的是既相信语言,又怀疑语言,那幺这可能是出于她发现,在她想进入他者的世界时,语言既是通道,又是障碍物。《甜美生活》中的女子,未必是一个角色,反而是一种Voice,这把声音一直在反覆练习:「Fólk. Skilurðu fólkið? Nei ég skil þá ekki svo vel. Ég skil þá ekki lengur. 」

「人们。你理解人们吗?不,我不太理解他们。我不再理解他们。」这组否定句式练习,儘管不断在否定,却是一股动力让我们向更好的世界出发,一如冯程程过去多年,在发现自己不足后努力前进。在发现自己不太理解人们后,我们可以如何找到进入对方内心的道路?就让我们拭目以待,静候佳音吧。

冯程程专辑专访冯程程(下):以作品整理当代生活的面貌

注释

[1] 冯程程,〈新文本关键词──现在〉,《新文本号外》,第三期(2014)。

[2] 冯程程、邓正健对谈,〈新文本工作室漫谈《石头与金子》:创作养份转化中〉,《慢工作剧.本土转化:新文本运动2015–16 别册》(2015年10月),页10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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